亲情电影，不一定要激烈控诉丨专访《我是监护人》导演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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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疯兔子

大概多数亲情电影，目的都在于重塑关系。

通过或阵痛、或惊奇、或温馨的共历，亲人间正视彼此的情感，重新审视彼此的关系，留下感人的故事，电影《我是监护人》在故事结构上也不例外。然而，在骨朵和电影导演敬然的对谈中却发现，对于父女、姐弟亲情关系的挖掘和思考或许是影片的重要部分，却并非中心理念，在这部被亲情氛围包裹着的影片中，导演敬然想要探讨的是一个缺失原生家庭关爱的孩子、一个处在社会竞争中的女性，如何找到一个排解心结，与自我和解的出口。

《我是监护人》女主角石路（尚语贤 饰）为了拿到短期美国签证，不情愿地接下了一个“任务”——照顾父亲（王砚辉 饰）的另一个孩子、患有丙肝的弟弟科迪。当然故事的结尾走向有所升华，既是女主角和家人之间的感情变化，也有她个人生活、事业和视野上的成长。

受原生家庭影响的孩子，如何在成长的过程中与自己和解？这是敬然想在《我是监护人》中探讨的命题。

这不是一个谴责和控诉的故事

故事创作方面，女主石路的个人成长是影片最重要的主线，父女关系线是石路最原始的痛点，其次还有三条辅线，即石路和弟弟的亲情线、石路和好友罗德的友情线、石路的事业线，原生家庭话题不是唯一的重点。

而“原生家庭”话题之所以一直火热到现在，离不开大众积攒已久的共情需求。敬然却不觉得这是一个电影创作者可以给出的答案，“其实大部分人心里对和解是有一种期望的。但是，作为创作者，是要遵循大家的期望还是做现实向的抉择？影片要不要给出一种选择？怎样把握和解的‘度’？”敬然觉得这些都是摆在原生家庭这个大主题下的创作思考。

“但是，《我是监护人》不是一个谴责和控诉的故事。”

《我是监护人》虽然讲原生家庭对女主性格、行为的影响，却不因此批判原生家庭，在这个温情治愈的故事中，很少看到针尖对麦芒的剑拔弩张，因为故事中的父亲前期始终处在波澜不惊的状态中，就像敬然形容的那样，当石路对阵父亲，她挥出去的拳头最终都打在了棉花上。

敬然还由此提到演员间的化学反应为这场戏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从语贤的表演中你能感觉到她对父亲产生攻击的那种欲望，但父亲王砚辉的表演就是不会交流、拒绝沟通的状态。”其实敬然最初的设想里，争执戏是爆发式的，包括选择尚语贤做女主角也是看中了她偶尔显露的攻击性，但王砚辉的表演却让她看到了更多可能性，父女间的情绪碰撞常常给她带来心有怒火但发不出去的压抑之感，“当有攻击性的人不得不压抑着自己攻击性的时候，那股扭着的劲其实比完全把情绪释放出来更让人压抑。”

“父亲到最后都没有改变，而石路也只能接受父亲始终不会表达的事实。”

这也正是敬然创作《我是监护人》这个故事的出发点。“我也有过国外留学的经历，这个片子其实也是我自己送给父母的礼物。我们都有过于要强的时候，同时也会因此给自己设一个屏障，她在屏蔽伤痛的同时，也屏蔽了很多生活中的美好，从而让自己活得很干瘪。因此，冲破画地为牢的自我禁锢，是我希望影片的最终走向。”

亲情电影的多元化

《我是监护人》不同于《你好，李焕英》中“你爱母亲，但母亲更爱你”的感人表达，也不同于《关于我妈的一切》中歌颂母亲的奉献、牺牲，影片关照的是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在父亲与子女的关系中，压抑、回避是常见的状态，沉默、羞于表达令父亲角色在亲密的家庭关系中始终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但若说因此造成家庭关系割裂倒也不至于，只是在《我是监护人》的故事中，母亲身份的缺失间接关闭了一条父女间可能存在交流的通道，同时也放大了父女间沟通的难度。

“就是要把石路的所有出口都封上，比如缺少家庭庇护、比如工作陷入困境，在充足的挣扎空间里，让主人公去找一条和自己和解的出路。”包括把中国式父女关系嵌入美国这样不适配的环境里，也是为了让女主接受多元文化，在更多不同的观念的对冲中帮助自身认识到和父亲间的不同表达方式。

“影片中的人物大多都是有原型的，比如我有一个同事是墨西哥人，我经常会去他们家吃饭，他们的家庭观念很强，家族里的人虽然崇尚集体主义，但他们是互相支持个体的求同存异式集体主义。”影片中的罗德一家就是取材于此，但女主石路的形象塑造比其他人更复杂一些。“石路的身上不但有我个人的影子，也有和我同龄、在异乡打拼的普罗大众的影子，她是一个集合课题。”

相比其他类型作品，亲情影片是最容易让观众共情的，因为亲情是绝大多数人心中最本源的情感之一，但它同样也是最容易陷入创作窠臼的类型，缺乏创新的角度正是亲情电影一直以来备受诟病的话题。

对此敬然表示，亲情电影的难点就在于它的落点不好抉择，如果要创新，势必就要选择特别犀利的落点，但同时也代表着影片失去了它最大的特点——共鸣性。因此大多数亲情电影选择主打大众情绪，但这个创作方向同样也有难点：要找到独特的创作视角和故事切入点才能真正触动大众情绪。

同时，亲情电影也有它多元化创作的方式。以不同的关系切入，亲情电影会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比如《你好，李焕英》以母女关系切入，而大多数家庭中的母女沟通都比较透明，所以这样的影片大多是强情绪走向，它追求的是情绪的释放感。

以不同的情绪切入，亲情电影也会呈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比如电影《艾曼达》便沉浸在比较压抑、克制的氛围中，影片主人公小女孩和舅舅在处理死于暴乱的妈妈的尸体时，没有刻意煽情，反而影片从头到尾看起来都很优雅，这也是敬然创作亲情电影时比较向往的一个出发点：“人在经历过伤痛之后，该如何面对伤痛、如何继续好好生活？”

落地生根

《我是监护人》之所以能引起观众共情，一方面取材于真实社会热点，也来自幕后实事取材的调研。敬然创作《我是监护人》剧本时，刚好是二胎政策普及时期，她因此关注到了“独生子女对二胎的接受程度”问题。即使是现在，二胎政策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但依然有不少人正经历着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就翻开电影评论，比如“我只是去上了个学，回家就发现我妈给我生了个弟弟。”这样的发言。

对此敬然表示，“独生子女对二胎的态度转变，是需要时间和铺垫的。”其实，不仅是独生子女需要花时间接受身份的转变，包括父母也需要一些时间认识自己的父母身份，并在这个身份里逐渐成长。“初为父母，他们也可能不太懂得如何与孩子相处，但是到了二胎那一代，他们可能学习到了更多，所以做得更好。”

调研方面，影片中有两处需要专业内容填充的信息，即弟弟得的丙肝和石路的建筑师职业。创作初期，敬然约了医生去采访关于丙肝知识，比如病理信息、怎么治等，同时也跑了很多家建筑师事务所去了解建筑师的工作流程。

作为第一创作者，敬然既是《我是监护人》导演又是编剧，回忆起《我是监护人》的每一个情节的设置、每一个人物的动机，她都有旺盛的表达欲，可以环环相扣地描述出完整闭环的逻辑，或许“真诚”二字正是《我是监护人》能做到不被诟病“虚假”的原因。

导演 敬然

某种程度上，电影是创作者的自我映射，敬然对“他乡”和“自我和解”的命题充满感情，而她本人在戏外的身份是“新人导演”，《我是监护人》是她执导、编剧的真人电影处女作。影片在正式上映之前曾改过一次片名，原名为《落地生》，片名无“根”既映照了石路在国外漂泊的日子，也体现出她“落地即生”的生命力。在影片中，虽然生活艰难，但石路已经适应了国外的生活。而影片的最终，石路还是选择了回国。

自我和解的进度条达成之后，或许没有完全回归家庭，但石路已经是一个有“根”的人，这个“根”未必是地域上的归位，但内心的强大已经带给了她足够的底气去做更好的自己。这是敬然想要传达的“根”，是电影命题，也是自我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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