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演坏人”的甄子丹：“我的角色必须要有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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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子丹主演的《叶问》系列电影共有四部，总票房超过15亿元。 （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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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接受演反派，但不会演坏人。坏人的定义是什么呢，如果这个人给社会带来太多负面的东西，那种角色我不希望去演；但是如果这个反派做的事都有一种公义或者道义，他做的事情有些对的地方，我会考虑这种角色。如果你要我为了没演过、为了市场的效果和反响，甚至去炒作话题，甄子丹第一次演连环杀手、变态杀手，我一定不会演，我的角色必须要有底线。”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责任编辑｜邢人俨

视频通话里，甄子丹戴着鸭舌帽，在欧洲拍摄新电影的间隙接受采访。他正在参演基努·里维斯主演的《疾速追杀4》。和以往一样，这次越洋拍摄要耗时几个月，远离家人。

“这个过程是眨眼就过去了。”甄子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偶尔回望，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拍了这么多电影，每部电影花上几个月，每部电影都会“夺走”人的部分生命——那么问题来了，剩下的人生要做什么？

甄子丹入行算是误打误撞，一开始根本没想过做演员。他出生于广州，2岁去了香港，11岁移居波士顿。他自幼随母亲麦宝婵习武，后来在培养过李连杰等多位影星的北京武术队受训。18岁，甄子丹由母亲徒弟的弟弟、著名动作导演袁和平带领入行，19岁主演了第一部电影。

他自认性格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总喜欢问前辈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为什么、那个行不行？“所以我对动作片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甄子丹花了很多年才想清楚自己究竟要拍什么电影，懵懵懂懂过了二十年，让华语动作片在世界上有所建树才成为他逐渐清晰的目标。

2005年，甄子丹在电影《杀破狼》里加入综合格斗（MMA）元素，和吴京的肉搏巷战成为动作片的经典场面。2007年，甄子丹花九个月练习咏春拳，《叶问》成为他的代表作。

遇见叶问这个角色时，甄子丹45岁。2008年，他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一些动作明星，像史泰龙，五十多岁还在打，让人看了觉得吃力”，甄子丹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做人首先要有自知之明，选好自己的路。如果你五十多岁还要参加奥运体操比赛，可以去啊。更何况，电影不是比赛，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是艺术创作，跟创作人的心态有直接关系，有创作激情和心态，为什么不一直创作？”

如今58岁的甄子丹，更相信年龄不重要，只要自己依然处在好状态。2021年9月1日，甄子丹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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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接受演反派，但不会演坏人”

南方周末：你说过每个角色都追求突破，你演过很多次警察，为什么会出演《怒火·重案》的张崇邦？

甄子丹：演员追求角色个性的边界在哪里呢？如果纯粹是想要创作空间，演一个从来没人见过的演法，这不是我追求的。《怒火·重案》里这个角色是警察，大家对于法律和警务人员有基本的认识，它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世界，而是发生在今天的现实世界里。

作为演员，我必须要为我的作品负责任，如果拍出来不是我的理念，我情愿不拍。我们创作的过程中一直在讨论我的底线是什么样、我要传递什么信息。张崇邦这个角色其实很难发挥，不可能太过分，但是我必须在这个范围里寻找创作上的空间。我一直以来挑选角色都是这样。

南方周末：为什么演完《追龙》的跛豪后，你公开说自己不再演反派了？

甄子丹：《追龙》出来的效果很好。其实王晶找我演那个角色的时候我想了很久，你要我演一个毒枭，我怎么去演？当然从演员的角度，这个挑战很大，挺新鲜，我确实没演过。但是我过不了自己（这关）。我们商讨了很久，把这个故事里他做的坏事减到最低，加强了他人格上的加分，比如他讲情义、他爱国家和民族，后来我们就找到一个结合点，把《追龙》里的人物写成这样。

我可以接受演反派，但不会演坏人。坏人的定义是什么呢，如果这个人给社会带来太多负面的东西，那种角色我不希望去演；但是如果这个反派做的事都有一种公义或者道义，他做的事情有些对的地方，我会考虑这种角色。如果你要我为了没演过、为了市场的效果和反响，甚至去炒作话题，甄子丹第一次演连环杀手、变态杀手，我一定不会演，我的角色必须要有底线。

南方周末：但坏人也总要有人演的。

甄子丹：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我们只是演员而已，叫你去演杀人犯，没叫你真的去杀人，我没说他们错，只是我个人追求的理念不同而已。这是我自己的底线，我要追求什么，我个人除了艺术的创作，还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我要找到两个出发点的平衡。

南方周末：你以前演过很出彩的反派角色，你自己不喜欢吗？

甄子丹：当年我拍过一些戏，比如《新龙门客栈》，那时候是一种机遇，有机会就上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选择，当然我非常谢谢那部电影带给我一定的观众认可。但是坦白说，我拍戏拍了40年，第一个20年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要知道我是怎么入行的，我师父袁和平找我去拍电影，我是糊里糊涂去拍电影，从来没有想过当演员。那20年我不断地寻找动作方面的突破，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到底在整个圈里我要追求什么。

二十多年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已经爱上了电影艺术，电影的创作艺术比我寻找武术带来的满足感挑战大很多很多倍。然后才开始去好好地研究，怎么做一个好的演员，怎么做好的电影。我慢慢开始成熟了，重新研究到底甄子丹对电影的意义在哪里，我要拍什么，我要用我的一辈子做什么。我越来越清晰了，除了我的兴趣、除了我爱电影，我很清楚我要拍什么电影，我需要透过电影做什么。

在《怒火·重案》中，甄子丹饰演刚正不阿的重案组督察张崇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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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一部电影就评价一个演员的功过”

南方周末：你现在的职业目标和定位是什么？

甄子丹：现在我的定位就是为动作电影继续寻找新的可能性、新的提升。作为一个中国的华人演员，希望我在国际上有一点点的影响力，透过成功的电影，改变我们作为华人和中国演员的地位。电影必须要成功，才可以有影响力，但是很可惜，没有一个演员、没有一个电影人可以保证每部电影都成功，肯定有失败的作品，这个很正常。最重要的是，不要用一部电影就评价一个演员的功过，必须要从他一生拍过的作品看他的贡献。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退休，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艺人，你会有很高的收入，这是一个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是，会有社会的影响力。到我退休那天回头看，我除了拍几部戏，赚了一些钱，我还做了什么，这个片带来了什么。比如我拍了《叶问》，我很感恩，很多小孩子因为叶问获得正能量的影响，我心里特别安慰。

南方周末：有什么契机让你想清楚吗？

甄子丹：一步一步陆续地思维成型。人生的路有高有低，每一部电影都会夺去你挺多的生命，要花几个月时间，把这几个月都放在这部电影里，还要几个月离开我的家人、离开我的孩子，其实这个过程是眨眼就过去了。那么多年，我回头看，不知不觉地已经拍了那么多片了，我慢慢就会想，我剩下的人生要做什么？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的背景、生活的圈子，还有拍摄的机遇，我可以全世界到处走，可以看到和体会很多东西。如果我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事，这是我所做的事中最大的意义。

南方周末：外界喜欢强调你的年龄，58岁还在拍动作片，你会介意吗？

甄子丹：我从来不会介意，每个人都会老的。拍动作片，当然年轻一点体力会更好，但演员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可能我年轻的时候体能上有优势，但经验不够、演技不够，对于电影表达的东西不成熟。其实好多我的同行年纪比我大，一个好的动作演员，不能光从年龄去衡量，最主要看他还有没有状态，状态很重要。

其实动作演员很可惜，没有办法让观众用比较公正的眼光去衡量，大家一说动作演员，肯定说这个动作有多难打，从来都不会说这个演员有没有演好。没办法，先入为主。我承认，很早以前确实拍动作片的大部分精力和创作过程，甚至导演、讲故事的大部分重点都放在电影里打得怎么样，这是以前的思维。现在对于动作演员的定义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动作演员也是演员，只是更能打而已。

南方周末：你从来没有过状态不好的时候吗？

甄子丹：每个人都有情绪的，如果我说从来没有，我肯定是骗你。我不是铁人，累的时候不好说，受伤的时候就会后悔，怎么我还在这样打？这个情绪，任何人都有，情绪很正常，最主要是你怎么平衡你的情绪，继续走下去。很明显那么多年来我还在走，肯定有坚持和定力在里面，不然的话我一早就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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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了电影更有突破，都玩命地去拍”

南方周末：为什么现在更难见到年轻的动作演员了？你监制了很多电影，动作新人容易发掘吗？

甄子丹：其实每个演员都可以做动作演员，但是坦白说，要做到我们以前那种高度，难度比较大。当时我们拍动作片的时代，没有其他的诱惑，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什么都没有。整个社会的风气也是大家都喜欢练武，现在年轻的小孩有其他选择，很多兴趣。当时观众对于动作片的追求度很热，现在整个市场需要越来越低，很难产生机遇培养新人。

南方周末：以你的观察，现在香港导演敢用新人吗？

甄子丹：我觉得导演想用，但是老板会问，新人有没有一定的市场保障？他们做生意的，肯定要把风险减到最低，可以理解，这很正常。我觉得需要一个时机，如果市场给到这个片种更大的空间，我相信会给更多的机会让导演尝试用新人。

南方周末：你入行时香港动作电影处于黄金时代，在全世界都领先。

甄子丹：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和时机，那个市场突然间很疯狂，那么多的机遇，大家去冲。那个时候不是所有香港片都好看，不是每部都好，也有很多烂片，但是因为市场热，很多人做这件事，肯定有一两部出来非常不错，就是那几部作品影响到全世界。

南方周末：当年香港电影人为什么会搏命去拍那些危险动作？

甄子丹：除了敬业，当时整个香港拍动作片的风气是这样，大家为了电影更有突破，都玩命地去拍。你这个戏从二楼跳下去，我这个戏从三楼跳下去。这种玩命，有一些我很认同，也有一些我不太认同，我觉得电影终归还是艺术跟技术的结合，不是纪录片。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拼命要在你的能力范围里，拼了命把自己做好，我不建议你不顾生命地从高楼跳下去，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发展。

南方周末：为什么当时香港动作片能走向世界？

甄子丹：因为动作片最容易理解，让人明白里面的内容。坦白说，那个时候的世界没有今天这么复杂，今天整个世界太多信息、假新闻，人与人之间的分裂，还有一些政治上的问题。当时很单纯，拍好动作片，所有人看得很过瘾，不需要很深奥的理解，就形成了一种文化。

也是时势造英雄，市场好，大家去拍，一个礼拜拍一部，没有剧本，没有演员，没有筹备，有可能会成功。当然是很不健康了，但是同时大家都有冒险的精神，从当时的片里可以看得出来疯狂的热血。所谓无厘头的电影也是那个时候来的，为什么会有无厘头呢？因为无厘头没有逻辑，就是艺术上即兴的想法，那种即兴的想法就变成一种文化。

南方周末：即兴的创作是怎么样的？

甄子丹：现场改剧本，改来改去，改完剧本第二天重拍，大家都觉得这个不太好，我们再来一个。不仅是我的提议，所有演员都有这个权利去提议，导演我觉得这个对白昨天拍不好，能不能补一下？导演就说好，那就补一下。经常会这样。

不仅香港拍电影是这样，以我的经验，全世界都一样的，拍老外片也经常改剧本。剧本只是给你一个架构，你必须要有很扎实的剧本，做好基础。我认为没有一个导演可以完全根据剧本去拍，不可能的，必须要透过排练，你讲这个对白，他讲那个对白，原来讲出来不合理，甚至没有人性化，这个角色怎么会去演这个。编剧从他的角度去想那么多的角色，他不是演这个角色的人，他肯定没有演员了解，特别好的演员肯定做他的功课，探讨、研究、体会这个角色，他应该说什么对白、在什么状态说对白、那个环境会不会影响到他对白的状态，都有很多变数。其实拍电影每一天都有变数，每一场戏，每个细节都有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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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永远在高峰”

南方周末：你认为香港动作电影为什么辉煌不再？

甄子丹：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永远在高峰。几十年前，大家都很享受当时市场带来的利益、满足感，肯定有一部分人懒下来了，我一个礼拜拍一部电影出来都会成功，我干嘛要花两个月时间去筹备？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努力都会成功，有一些人可能会懒惰。还有整个市场风向变了，观众看腻了，要看别的戏，整个市场慢慢垮下去。年轻人有其他的选择了，大家练武干嘛呢？那么苦，我不练武了，入行干嘛呢？入行不能有一定的保障，我做别的了，人才越来越少了。

好多成功过的电影人，他们还处在怀念过往成功的世界里。原来现在世界已经拍那种片了，成龙已经是这样子了，老外已经这样子了，电脑特技已经这样了。大家一下子缓不过来，觉得怎么能这样呢，我们以前不是好好的吗？中国内地市场的开放，突然间好多人不理解最大的市场还是中国内地的市场，不知道中国内地市场是怎么样的，因为他那么多年来拍电影都没有考虑到为了十几个亿的人口去拍，突然间不懂得怎么去拍了。

南方周末：自由的即兴创作是不是造就了香港电影的活力？

甄子丹：当时确实带来了新鲜的贡献，影响了整个动作片潮流，但是也带来不好的效果，整个市场过热。到最后我们总结，扎实的电影人还是继续去拍好，这个市场很现实，会淘汰（不好）的。作为一个电影人，作为一个演员，踏踏实实拍好的电影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成功的比例会高很多。光靠炒作、靠工具包装，不能真正把电影的核心价值拍出来，肯定是走不远的。

南方周末：你参与过很多合拍片，和中国内地的电影人合作过，你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同？

甄子丹：我发现中国内地的年轻人才、幕后的老板、发行人员的想法都很前卫，创作的思维、想法和眼光都比香港强很多，这是一个好现状。内地的演员很多都很扎实，很多都有扎实的演戏训练，我不是说学院派就一定更好，这个不是百分之百绝对，有时候演戏需要生活的体验，很多老一辈的香港演员用自己的心去演，没有书本上的技术，反而更生动、更自然，这是很多香港老一辈演员的优势。但是整体来说，年青一代里，很多内地演员是学院派出身，肯定是有优势的。

南方周末：你认为香港电影有什么需要革新的地方？

甄子丹：市场必须融合大中华，必须迎合中国内地的市场，必须要拍大家共同认可的题材。永远拍香港尖沙咀的题材，没有去过香港的人，怎么体会到你要表达的内容呢？最大的市场肯定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市场，我们需要拍一些题材，大家具备共同的情绪，没有这个情绪很难冲破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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