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捐”之前，先要了解电影票房的账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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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吕世明

在中文互联网上总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但凡吴京的电影公映，便会出现一波人来“逼捐”，这种行为和论调也会波及和扩散到其他不少主旋律电影上。

国庆档影片《长津湖》屡破记录，这种声音再一次出现，可能每次出来发声的人未必相同，但支持和鼓噪这样的论调的人向来都是一个群体，或许在他们看起来《长津湖》宣称投资2亿美金，票房冲五十亿的话，不出点血实在说不过去。

不过大部分从业者和影迷，包括支持影片的网友并不支持和认同这样的观点，最关键的问题是，即便最终《长津湖》成为内地影史的票房冠军，在现阶段就谈及让吴京拿出钱捐款也为时尚早，何况一部电影片方（和投资方）真正意义能够拿到票房分账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可能不仅仅是片方，现在对于电影行业上上下下，现金流的依赖和迫切程度都是非常紧要的，这也是为什么要有所谓的“账期”，这也是大部分非行业人的一种信息盲点。

最快3个月，最慢2年，

回款周期限制因素较多

一些票房几百万几千万乃至一亿出头的一些主旋律影片是没人眷顾的，甚至这些影片可能比《长津湖》《战狼2》的收益率更强、回报的周期更短，即便如此投资方和出品方想拿回票房尾款也需要最少3个月以上。

相对于十年前，客观上近几年中国电影在投资获取方面已经变得更容易、更便捷。不过在投资回报方面，内地电影的盈利难度在供给数量徒增的前提变得更加困难，过往业内会有“一赢二平七亏”的投资回报说法。好在投资者身份的放宽和电影输出&变现渠道的增加会让电影投资变得貌似“轻松”起来。

即便如此，目前内地电影行业仍旧是投资&出品方所承担的风险和责任是巨大的，无论是自筹资金还是半公开的募集，投资者自己和其他“金主”如果不是有远大的情怀和崇高的热爱，投资电影对于大部分人并不是特别划算的生意。

最麻烦的是，从近些年开始，内地电影的投资更倾向于风险均摊和收益共享，基于此原因，一些头部影片的出品方动辄就要七八家，联合出品方可能有二三十家甚至更多，一些联合出品方出于规避风险的原则，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多个项目投、也会把自己的份额再次分配出去。

对于很多普通的投资者，大家获知项目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相当的延迟，获取收益的延迟显然更长。如果投资的讯息延迟了3-6个月，回报往往也会顺延6-12个月。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内地电影仅在融资和投资层面现在就非常的复杂、并短时间难以梳理清楚，甚至要比大部分普通商品流通企业的往来账务更繁琐一些。

通常的情况下，中影一般会在影片上映结束后的3-6月内进行票房结算，但现在很多头部影片会做延期放映，此时根据合同协议不同要求，也会对票房分账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而且越是票房爆棚的影片，后续票房核查（或核对）的过程会更长，这也是管理部门对投资方权益最大可能的一种保障和责任。

分账比例不断调整

回款周期也要调整

其实去指责现在票房流通环节中每一个有可能“截流”现金的部门并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尽快回笼资金是产业链上每个人都希望和苛求的，但无论是出于资金安全保障和其他各方面原因权益的平衡，出现票房回款账期是非常无奈的现实。

之所以我们对票房的问题如此纠结和看重，很大原因还是目前的市场形态所决定的，早期内地并没有系统和准确的票房统计，电影院和电影公司更多是以买断形式进行影片的放映。

这两年已经很少有人去和普通投资者谈电影份额出让的问题了，毕竟大部分普通群众都清楚看到在疫情打击下电影投资并不是很靠谱的事情。同时之前有一些“众筹”和“募集”性质拿到电影投资份额的普通投资者，往往都需要在一两年左右才能拿到回报。

大部分国产片的回收票房尾款的周期也会考量影片实际的产出票房，目前国内九成的影片通常在上映的首周末便形成了95%的票房，甚至一些影片首日票房便成为影片最终的票房，而且这些票房可能有一半以上都是片方自己来埋单。

这样的影片会更多让一点点利益（暨降低出品方的分账比例）来尽可能争取票房和排片比例，而且也会在票房回款和收益方面做出更多的让步，借此来争去到更快的回款周期。

但对于头部影片和腰部影片，尽可能长时间留在院线窗口才有希望保留下更多的机会。当然大部分人都清楚后续的放映周期受到新片的冲击和口碑的影响，大部分影片是并不具备长尾效益。

表面上除了固定的一些税费和管理基金之外，剩余可供片方、发行方和院线分配的票房还是有相当大的弹性，很多时候也很难说清一部好影片到底是谁成全了谁。

或许片方和院线两方面更多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只不过很多时候容易被对立和割裂起来。

对于片方而言，希望尽快拿到票房尾款是非常迫切的，但在占据宝贵银幕资源的前提下，做出相应的妥协和调整也是必须的，同时根据不同的市场供需关系对分账比率修改也是不错的选择。

受到了市场压力和供需转变的影响，近几年片方很少再大面积和大范围的去和院线谈分账比例的问题，相对固化的分账比例和较独特的发行机制也让片方理论上只能去接受现在的票房尾款账期的现实。

其实不仅仅是电影市场层面，在大部分商品流通企业之间，账期也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而且从财务制度上，也“认同”所谓的应收账款的存在。不仅如此，在一些小额度的个人商品交易过程中，也会依靠个人的信誉做一些短期的账期交易，这对于促进商品更有效和快速的流通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针对普通商业企业和个人之间缩短账期的途径和手段，同样也会适用到电影行业，只不过当前由于票款并不直接留存在影城方面，片方很难和终端形成更直接有效的对话，这也让回款周期的调整非常难办。

调整放宽管理税费，

原则范围内尽可能缩短账期

其实横亘在片方和院线之间还有税费和基金这两个不小的份额，电影事业专项资金和特别经营税两者高达8.3%，并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几乎是雷打不动的存在。

去年疫情爆发后，部分地区因势利导的取消了专项基金的收入，但在没有票房收入的彼时，这种做法对于缓解行业对票房的依赖并没有实际的作用。

当然各个国家会根据自身的情况不同，对于电影产业收取程度不同的管理费用，但也会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和供需矛盾，及时对管理费用和税费的减免做出修改和调整，

在长期内地电影的发展过程中，税费和专项资金对于电影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有相当的帮助作用，我们也的确需要依靠经济发达的地区去提升整个电影行业的空间，毕竟在全国电影趋向一盘棋的今天，让电影真正能够俊逸的进入全国所有地区还是非常必要的。

其实能够从各个角度和方面缓解电影行业的压力就目前仍旧是必要的，长达一年以上的账期的确是有悖于长期的行业的发展，尽管在政策法规有相应的规定希望让账期尽可能在一个可控空间，但在执行层面却会因一些制约条件让账期的风险性不容易控制。

如果能够在一定的规定下，让一部分影片和一部分地区减少减免一些税费和管理基金，对于大部分影视公司、特别是迫切需要现金流的企业无疑是利好消息，而且仅从电影票房的总体体量来看，几十亿的税费和管理基金并不会对总体行业发展形成太多和太大的影响，毕竟从电影局和一些管理部门，他们更多要起到管理和方向性政策制定的作用。

回到最初的话题，阐述那么多现阶段内地电影市场在票房账期方面的所呈现出的矛盾性，其实这些问题也同样发生在普通商品流通企业之中，并也被市场经济有了长期的考验，良好且良性的账期还是值得信赖的。

即便有一千万的理由，也不能单方面的胁迫让影片投资方和吴京来捐款，这种想法不是坏就是蠢。但在拍sir看起来，大部分人是不了解和不熟悉自己不涉及的行业，或许这些人的想法初衷并不坏，那么可能用蠢来解释是最合理的了。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长津湖》能不能破掉《战狼2》票房纪录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这部影片对于化解从暑期以来长期市场的低迷还是很重要的，而且该片对于内地电影产业也有良好的启迪作用，毕竟它再一次告诉我们如何正确的拍摄、制作和宣发主旋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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