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泽：从犯罪学高材生到文艺片女神，表演最难是突破“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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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拍电影之后，遭受到很多质疑，有些话让我非常诧异，难道还是封建社会吗？”

话锋至此，英泽的不忿一闪而过，转瞬又恢复至平和的状态。她有一张温婉而又英气的脸，初次见面，谦和有礼，甚至有点羞涩。但是当谈话开始，她的表达非常清晰而坚定，时不时露出性格中犀利的一面。

她列举所经历过的种种非议：比如，有人嘲讽，你明明有这么好的学历，当女演员岂不是很没出息，毕竟“戏子”可不算什么光荣的职业；有人笑话，你干嘛老是要“扮丑”，要演少数民族，发型一点都不时髦；有人八卦，你有殷实的家庭背景，还想当女明星……

英泽烦恼过、愤怒过、纠结过，“其实这是困扰我很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从小的环境可能太open了，我就觉得挺诧异的”。她不再轻易开口，不向他人解释。

而当她反思、消化之后，得出的结论非常简单——这不是自己的错，那么就要尽量避免受其左右。她愿意与媒体谈论这些困惑，是希望反过来能够影响到他者，“我觉得应该保持更加多元、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很多事情”。

英泽

在电影圈，英泽是颇为特别的存在。或许对于很多普通观众，她较少出现在商业大制作，缺乏“女明星”的存在感。但是在文艺片领域，她早已是国内外电影节的常客，是影迷们的新宠女神。

英泽之所以会成为一名演员，最初是因为一次“叛逆”的意外。

25岁之前，她一直接受精英教育，毫无踏足演艺圈的念头。她1990年出生在北京西城的四合院里，高中毕业于英国著名女校，本科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和犯罪学专业，曾于哈佛大学进修哲学研究生学分课程。

毕业之后，她本计划要去投行工作，如无意外，日子就会这样光鲜亮丽地持续下去。然而她却觉得金融机构的工作枯燥无味，渴望着新鲜有趣的挑战。

在一次聚会中，她偶然遇到位北京电影学院的老教授，听对方聊了电影剧组的日常，萌发了对“异世界”的向往之情。

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仿佛是冥冥之中的注定，免不了有好运的加持。英泽向蔡明亮的制片公司投递了简历，但并非因为是蔡的影迷，只是因为想去国际电影公司。她对拍电影一无所知，投递的是制片岗位。阴差阳错之下，她认识了当时蔡明亮的副导演，鹏飞。

25岁之后，英泽开始了与鹏飞导演的长期合作，处女作电影《地下香》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日单元，之后又出演《米花之味》、《又见奈良》，先后亮相上海、东京等多个国际影展。

今年8月的FIRST青年电影展中，英泽是最“多变”的演员，在三部电影之中，塑造出三位面貌全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山河小叙》中，她是经历了丧子之痛的江南裁缝，面容清冷，情绪克制；《插翅往南飞》中，她是一位卡车司机的女朋友，脾气火辣，骂骂咧咧；《雨打芭蕉》中，她是惊鸿一瞥的“小三”，与中年医生同事有了一段逾矩的关系。

这些多姿多彩的银幕人物，都是英泽去年辛苦一整年“肝”出来的成果。尽量接拍不同的角色，要突破，不要重复，这正是她正式决定走上职业女演员之路后，跟自己约定好的目标。

她是如何选择成为一名演员？她经历了何种迷茫，又完成了怎样的挑战？以下是英泽的自述。

《山河小叙》剧照

选择

大学毕业那段时间是我特别迷茫的时候，我觉得从小到大周围的人都一样，环境也一样，就觉得挺无聊的。

我是一个喜欢新鲜感的人，不太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在好多地方搬来搬去，在不同的国家、城市定居，如果在一个地方重复待久了，就会觉得烦。

其实我从小就挺坚定地想去国际组织，所以本科选的是社会政策与犯罪学，研究生本来计划去美国读法律，一开始先在金融机构锻炼下。

但是直到我去投行实习了，发现我真是不喜欢坐班，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很巧的是，有次朋友聚会，我遇到了一位北电的老教授，还有一些拍电影的年轻人。我跟他们接触，感觉好自由，每天的生活都不一样，要不然我也试试。

一开始，因为我有投行经验嘛，就觉得制片管理是比较对口的。但是我真的都接触了以后，我觉得还是喜欢创作，因为做管理，其实跟我做投行性质没有太大区别。

我现实中挺害羞，跟陌生人一起吃饭都会不好意思。我特别害怕公共演讲，上课发言都会紧张半天。

但是我第一次拍《地下香》，演的时候，大家都盯着我看，居然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为啥。

《地下香》剧照

其实我跟鹏飞导演的审美特别不一样，他喜欢日系、台湾那种唯美感觉的，我更喜欢欧美一点，库布里克之类。

鹏飞导演让我学到的，一个是他对作品的敬畏心，对艺术的追求；还有一个是他的为人，我特别佩服他。

拍《米花之味》的时候，鹏飞导演直接自己背着个双肩，就去云南边境待了一年。他的这种热情与专注，简直太不容易了。而且他永远不抱怨，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我从未听他说过一个人的不好，或者是丧气的话。

可能有些创作者性格会比较怪，很正常，会有点清高，有点难相处，有些怪癖。但是鹏飞是一个特别有担当的人，什么都自己承受。他永远会把好消息带给身边的人，坏消息都自己承担，第一时间永远找自己的问题。

《米花之味》剧照

困扰

我很欣赏我妈妈，她特别独立，也不会太管我，也不会逼婚。

我的家庭很自由、很开明，几代人都是这样，互不干扰，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是影视剧经常表现的家常里短，吃饭时候互相盯着，问你今天干嘛，我们家完全没有这些，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也会有一定的距离感。

说实话，当我回国以后真的开始做电影了，就遭受到了很多质疑，不是来自我的家庭，是我的环境。

可能在我的环境里，当演员并不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事情。尤其我又拍了文艺片，有人会觉得太小众，觉得你拍的是电影吗？

《米花之味》，大家说你为什么要打扮成这样，为什么要扮老；《又见奈良》，说你头发压得太低了，太显额头。但其实我们拍的是2000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特别流行那样的发型，我觉得工作应该专业一点。

我去聚会的时候，真的经常就会被这样说。然后我就不会再讲我在做什么，因为一旦讲起来，大家又会围着你开始说。

其实这些话令我很诧异，难道还是封建社会吗？我说的有点夸张，但这的确是困扰我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习惯于做出很多评判，我是为你好，你应该怎么样。就像我本科学的是犯罪学，也会遭受质疑，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但我觉得本科学什么，也不一定非得做什么。我觉得应该保持更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很多事情。

有时候，我也会动摇。家人就是我特别坚强的后盾，他们很支持我，让我不要管别人说什么，觉得我在做一些很有意义的题材。

反而家人要求我要做一件事，就要拼全力做到最好，不一定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要尽力。

《又见奈良》剧照

突破

我当演员面临的挑战，就是我跟人还是会有一定的距离感，不会说上来就很亲近、很热络。

很多人都会这么跟我说，就像《山河小叙》的王曦德导演就会跟我说，你看都拍了一年了，咱俩都不熟。可能拍摄的时候，他过来找我干嘛，我永远都会站起来，我觉得这是基本的尊重，不会跟他打打闹闹，但他有可能就会觉得太拘谨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习惯吧，从小上学的时候，我也不是特别适应那种女生彼此说笑话的相处方式，还是比较看重隐私。我家里也是这样，都有自己的空间感。

当然我跟人沟通什么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屏障，比较习惯于理性思维，难以释放感性情绪。

我需要不断地去探索内心感受，挖掘自己的体验感受，寻找共情的点，也需要导演、对手戏演员的一些启发。

可能看电影感觉不到，不过《山河小叙》其实是我的一次很大的突破。

牟睿妮在戏中饰演我的外甥女，我们之间有种很强的化学反应。有一场在医院走廊的戏，我抱了她一下，我们都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冲击力。最早我看剧本的时候，我还跟导演说，又是流产做手术，太常见了，没有很打动我。但真拍的那天，我一抱她，我们一下子全哭了，哭到没法再往下演。

这种情绪爆发的时刻，在我之前拍戏经历中是比较少见的。

王曦德导演非常敏感，选演员的眼光很好，也很会营造氛围。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像一家人，这很难得。我在剧组过得非常开心，大家感情非常深，这给表演也带来了影响。

《山河小叙》剧照

多元

我一直有关注犯罪学里的具体案件。有个案子是关于澳大利亚的几个年轻人，他们从小就在贩毒，结果正好在印尼落网。印尼政府把他们关起来。但是他们其实也不是恶意的惯犯，只是就是觉得好玩。

国际社会就一直给印尼政府压力，这些年轻人在监狱里得到改造，帮助了很多的人，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并不算罪大恶极，各方舆论都希望能让他们出来。但是结果，印尼政府因为政治的原因，还是把他们枪毙了。

结合我上学学到的内容，很多事情分不出绝对的对错，其实就是为了政治服务的。比如说忽然间某个地方的毒品犯罪率提高了，可能背后是因为这届政府要打击毒品。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不是二元对立的，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或者说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世界特别大，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纳更多元的事物。

在欧美发达国家，虽然很多人看起来挺自我，但其实社会整体是很固化的，很多人都是按部就班，在一些方面挺传统的。

但中国就感觉朝气蓬勃，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甚至我觉得中国年轻人在世界上非常有竞争力。

如果未来真有机会做导演，我对国际政治、社会关系的题材更感兴趣。我自己也尝试写了一个剧本，是关于一个跨国家庭的故事。

其实以前，我对艺术片也不是很了解，阅片量非常低，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当时单纯地就是想换个生活方式。

直到拍完《米花之味》之后，我开始大量地看电影，真的开始爱上了电影艺术。我本来计划去国外念一个艺术的研究生，然后可能就自己拍电影，但是因为赶上了疫情，让我一下子慢了下来，思考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

正好有一些艺术片来找我，我觉得那就当职业演员，多积累一段时间，挺好的。

《又见奈良》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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